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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满井游记》的研讨

第一段:花朝节过后 城中余寒犹厉的景象

第二段:2月22日满井的早春景色

第三段:物我交融(议论)

袁宏道生于江南(湖北公安)。北国的寒冷,多少阻住了他的游兴。文章的第一段,就写了这种欲游不能的苦恼。早春二月,乍暖还寒,这对北方人来说本不足为奇,但对一个在江南长大的人来说,却是不可忍受的。作者从理性上知道“燕地寒”,但“花朝节后,余寒犹厉”则是他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了。一个“余”字,一个“犹”字,两相映衬,把寒流不肯罢去的情状描述无遗。那么,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呢?作者用了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描绘:“冻风时作,作则飞沙走砾。”不说“寒风”“冷风”而说“冻风”,意在说明寒冷的程度,也表明作者对“燕地寒”的敏感。这样恶劣的天气,只好“局促一室之内,欲出不得”。从“每冒风驰行,未百步辄返”来看,作者不知做过多少次尝试,都无奈而归。

第二段是全文的主体部分,写郊游的所见所感。“欲出不得”的压抑并没有打消作者出游的念头,反而激发了他出游的热情。等待“天稍和”,作者就偕同“数友”,如脱笼之鸟,飞出城门,来到郊外。但见长堤高柳,大地回春,空旷辽远,一派生机。作者写景,主要写了水光山色,柳条麦田,以及游人的欢欣,鱼鸟的“悠然自得”。其中写水写山的部分是重点。作者先用白描的手法刻画,“波色乍明,鳞浪层层,清澈见底”,绘出初春水光;“娟然如拭,鲜妍明媚”画出春山之态。然后,分别用两个长句作喻,水如新开之镜,山如髻鬟始梳,新奇而生动。写柳条突出其“将舒未舒”的姿态,写麦田说其“浅鬣寸许”,都是典型的早春景致。写人虽寥寥数语,却颇为传神。“泉而茗者,罍而歌者,红装而蹇者”,将品茶、饮酒、骑驴观赏诸画面合为一组镜头,虽曰“未盛”,已是热闹非凡。更有晒太阳的鸟,吸水戏浪的鱼,它们的快乐不亚于游人,仿佛羽毛鳞鳍之间“皆有喜气”。最后作者总括一句:“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,而城居者未之知也。”这一句回应首段,是对自己冒寒出游的肯定,并对“城居者”困坐京城不知大好春光表示惋惜。

文章最后一段以议论作结,再次表明作者寄情山水的兴趣。“不能以游堕事”,这是对那些热衷仕途功名的官僚而言的。至于作者本人,本无意于在政治上进取。何况他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教官,当然可以“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”。“惟此官也”,既是自嘲,也是自傲。“余之游将自此始,恶能无记?”这完全是柳宗元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的口吻。但所不同的是,柳宗元果然一游再游,写出了《永州八记》;袁宏道也许再没有重游满井,因为第二年八月,他就告假回乡,过上了隐居的生活。以后虽又出仕,终非所愿,年仅四十二岁病逝。

1.郊田之外未始无春:一个孤独者的漫步。

“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,而城居者未之知也”一句,是本文的画龙点睛之笔。这句话看似为作者不经意之谈,是在为自己出城郊游找借口,实则大有深意。袁宏道25岁中进士,不受官,请假归家,又与兄宗道、弟中道遍游楚中,纵情山水,访师问学,可见他追求自由的天性。袁宏道的游记散文,也充满了疏放不羁的精神,是对大自然的热爱,是对官场的厌倦,是个性的张扬和抒发。他是一个漫步郊原的孤独者,“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”,遗落世事,在与自然风物的对话中,感受自由的可贵。

2.白描的笔法。

作者写景,不堆砌词藻,而是用极为简练的笔法勾勒出来。如写水为“波色乍明,鳞浪层层,清澈见底”,写柳条为“将舒未舒,柔梢披风”。这种表现方法,没有夸张、渲染和烘托,而形象却鲜明如画。

3.拟人的写法。

作者写山,用倩女新妆作喻,写鱼鸟,说它们洋溢着喜气,都是用了拟人的写法。这种表现方法,可以增加景物的动感或“灵气”,同时也融入作者的主观情感。把景物拟人化,是袁宏道常用的写景方法。如他说苏州虎丘“如冶女艳妆”(《上方》),写杭州西湖为“山色如娥,花光如颊”(《初至西湖记》)。在《满井游记》中这种写法也很突出。

4.比喻的妙用。

比喻的表现方法虽然很常见,但袁宏道运用起来自有他的新奇之处。在这篇游记中,比喻大多是用来写景的,如上文分析过的写水写山的句子;但也有的是写人(自身)的,如形容自己出城游玩为“脱笼之鹄”。这些比喻都很恰当,因为是出自作者深切的体会和感受。

练习说明渗透的感情

这篇游记写初春景象,抓住了乍暖还寒、万物复苏的特点。如“柳条将舒未舒,柔梢披风”一句,写出了柳枝初展的神韵。熟读课文,试找出几处这样的景物描写,略加分析,想一想,作者在这样的描写中渗透了怎样的感情。

设题目的是让学生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,体会本文写景的特点。

文中这样的景物描写还有几处,如“土膏微润”,写冬去春来大地解冻复苏的情景,简练而传神;“冰皮始解,波色乍明”,写天气转暖湖冰消融的情景,令人精神为之一振;“麦田浅鬣寸许”,写麦苗破土初芽的情景,准确而生动。作者在这样的描写中,无不渗透了对春回大地的喜悦之情,对自然界重新焕发生机的欣赏和赞美。

几例运用比喻

本文在记叙描写中多处运用比喻,比如作者将初春旷野中的自己比作“脱笼之鹄”;“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”,以新开明镜比喻新绿水波,写出了水光的明丽,贴切而有新意;“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”,以新妆倩女比喻被晴雪洗过的山峦,写出了春山的“鲜妍明媚”,生动而又传神;“麦田浅鬣寸许”,以兽颈之毛比喻还没有长高的麦苗,简明而又形象。

助词“之”的用法

下列三组短语中的“之”字,有的表示修饰关系,可译成“的”;有的表示限定关系,可译成“以”;有的起舒缓语气的作用,可不译。试加以辨析,并说说这些用法现在是否还在用。

设题目的是让学生注意课文中助词“之”的用法,体会它在结构或语气上的作用,并作一些古今对比,加深印象。

一室之内 郊田之外(表示限定关系,可译为“以”。这种用法现在的书面语中还常用,如“四海之内”“国门之外”。)

脱笼之鹄 曝沙之鸟(表示修饰关系,可译为“的”。这种用法现在的书面语中也常用,尤其保留在成语中,如“惊弓之鸟”“一丘之貉”。以上两种,也都兼有舒缓语气的作用,但主要起结构作用。)

倩女之面 髻鬟之始掠(起舒缓语气的作用,可不译。这种用法现在已不用。)

对比《记承天寺夜游》

1、苏轼心怀报国之志,而报国无门,被贬谪在外,自己得不到重用。实际是借夜游来排遣心中的苦闷。自己闲是不得以的闲。2、袁宏道个性志在游山玩水。寄情山水之中。他的闲是生活如他所愿。自得其乐的闲。是发自内心的自由自在的闲情逸致。

一、

学习本文,应重点引导学生把握作者个性化的写景抒情风格,并结合完成课后练习,体会本文白描和拟人手法的运用以及比喻句的表达效果。教学中,可以以提问的方式为主,辅之以必要的解说或订正。

二、

袁宏道的山水游记更注重对大自然的客观描写,也揭示出人们游山玩水的愉悦心情,这与唐宋时代的游记重寄托重理念的写法完全不同。可将本文与本单元前几篇课文作比较阅读,体会它们的不同特点。袁宏道的游记散文现存九十多篇,成就很大。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来选本作扩展阅读。

三、

组织一次春游,仿照本文的风格写一篇游记,要求语言简练,写出独特的感受。

有关资料公安派(胡小伟)

公安派,明代文学流派。代表人物为袁宗道(1560—1600)、袁宏道(1568—1610)、袁中道(1570—1623)三兄弟,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(今属湖北),故世称“公安派”。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、陶望龄、黄辉、雷思霈等人。

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。明代自弘治以来,文坛即为李梦阳、何景明为首的“前七子”及王世贞、李攀龙为首的“后七子”所把持。他们倡言“文必秦汉、诗必盛唐”,“大历以后书勿读”的复古论调,影响极大,以致“天下推李、何、王、李为四大家,无不争效其体”(《明史·李梦阳传》)。其间虽有归有光等“唐宋派”作家起而抗争,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。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“诗何必古选?文何必先秦?”和“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”的观点,振聋发聩,他和焦、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。

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,袁宏道实为中坚,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,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。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:

①反对承袭,主张通变。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、食古不化倾向,他们对文坛“剽窃成风,众口一响”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,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“不在模拟,而在无识”(《论文》)。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,“代有升降,而法不相沿,各极其变,各穷其趣”(袁宏道《叙小修诗》),“世道改变,文亦因之;今之不必摹古者,亦势也”(袁宏道《与江进之》)。不但文学内容,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,这是因为“性情之发,无所不吐,其势必互异而趋俚,趋于俚又变矣”(袁中道《花雪赋引》)。因此,“古何必高?今何必卑?”他们进而主张:“信腔信口,皆成律度”,“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!”(袁宏道《雪涛阁集序》)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。

②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。所谓“性灵”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,接近于李贽的“童心说”。他们认为“出自性灵者为真诗”,而“性之所安,殆不可强,率性所行,是谓真人”(袁宏道《识张幼于箴铭后》),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,则不下笔。因此他们主张“真者精诚之至。不精不诚,不能动人”,应当“言人之所欲言,言人之所不能言,言人之所不敢言”(雷思霈《潇碧堂集序》),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。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“灵窍于心,寓于境。境有所触,心能摄之;心欲所吐,腕能运之”,“以心摄境,以腕运心,则性灵无不毕达”(江盈科《敝箧集序》)。只要“天下之慧人才士,始知心灵无涯,搜之愈出,相与各呈其奇,而互穷其变,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”(袁中道《中郎先生全集序》),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。

③推重民歌小说,提倡通俗文学。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,袁宏道曾自叙以《打枣竿》等民歌时调为诗,使他“诗眼大开,诗肠大阔,诗集大饶”,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《擘破玉》《打枣竿》之类,是“无闻无识真人所作,故多真声”,又赞扬《水浒传》比《史记》更为奇变,相形之下便觉得“六经非至文,马迁失组练”(《听朱生说水浒传》)。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,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。

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,“一扫王、李云雾”(《公安县志·袁中郎传》),游记、尺牍、小品也很有特色,或秀逸清新,或活泼诙谐,自成一家。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,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,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,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。其仿效者则“冲口而出,不复检点”,“为俚语,为纤巧,为莽荡”,以至“狂瞽交扇,鄙俚大行”(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)。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,是为公允之论。

(选自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中国文学》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