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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天问》的写作特点

第一部分是对自然结构提出问题,自首句“曰遂古之初”,至“乌焉解羽”,共计112句,69个问题。首先对宇宙起源、天体结构和日月星辰运行发问(44句,27问),接下来对大地结构和鲧禹治水、羿射十日等事件发问(68句,42问)。

第二部分是对社会历史提出问题,自“禹之力献功”,至“卒无禄”,共计244句,96个问题。首先从禹的婚姻问起,对夏代的历史发出一系列问题(64句,22问),接下来对商代历史(涉及女娲、尧、舜和吴国的历史故事)提出一系列的问题(76句,29问),然后对周代历史直至春秋战国若干事件提出一系列问题(104句,45问)。

第三部分是尾声,自“薄暮雷电”,至“忠名弥彰”,共计17句,8个问题,内容主要是联系自己的遭遇,阐述屈原个人的感慨。

有必要说明的是,从目前的《天问》版本来看,同一历史事件或同一人物的故事,往往分散出现在诗篇的不同段落里,这就表明《天问》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,可能发生过错简,也可能丢失了一些文字。为了方便有兴趣的读者深入了解这个问题,作者特意将调整后前后次序的《天问(修订本)》附录在后,以供对比查阅。

通过这些问题的提出,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屈原都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?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他思考问题的深度达到了什么样的层次?而提出问题,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困难,也更伟大,因此也就更需要智慧。

众所周知,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和先进,例如中国人最早开始使用火,最先发明养蚕缫丝技术,最先发现磁性现象,最早进行大规模的地理考察活动,等等。其中,被古代典籍记录下来的周代以前(包括周代早期)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,主要有《尚书·尧典》的天文历法物候学,《尚书·禹贡》的经济地理学,《尚书·洪范》的物质结构五行学说,《山海经》的自然地理学、人文地理学、物产地理学,以及《周易》的数理符号学,等等。

进入春秋战国时期,我国学术界的思想异常活跃,诸子百家纷纷提出了各自新的学说。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说包括,《老子》提出的宇宙物质起源学(有生于无),《墨子》进行的光学(小孔成像原理)、机械学研究,《庄子·天下》记载的各派学说(涉及到物质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等多方面的数理逻辑思辨课题,诸如原子论、相对论、运动论、多维空间论等等,可惜各学派学者的原著已经失传),《计倪子》记载的气候经济学(根据木星12年绕太阳一周所引起的降雨量周期变化,提前准备开展相应的经济贸易活动),以及《尸子》记述的平面几何、测量学,《列子·汤问》等篇关于天地结构、宇宙万物、远方异国的种种思考和忧虑(杞人忧天),等等。

对比之下,屈原在《天问》中提出的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,与春秋战国其它学者相比,有着许多新的内容和特点;其中有些思考,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价值。

1 、提出了信息传输问题:“遂古之初,谁传道之”?没有人类的时候,天地形成的信息是如何传输的呢?这个问题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。

2 、提出了认识论的问题:“上下未形,何由考之”?人的思维是一种建立在符号体系上的思维,而符号只能描述具体的有形的事物,难以描述无形的事物,而这正是人类认识宇宙起源的一个重大障碍。

3 、关于九天,王逸在《楚辞章句》解释为:“九天,东方昊天,东南方阳天,南方赤天,西南方朱天,西方成天,西北方幽天,北方玄天,东北方变天,中央钧天。”古代传说天有九重,九天是天的最高层。一为中天,二为羡天,三为从天,四为更天,五为睟天,六为廓天,七为咸天,八为沈天,九为成天。“疑似银河落九天”中的“九天”就应取此解。《吕氏春秋》曰:天有九野,何谓九野,中央曰钧天,东方曰苍天,东北曰变天。北方曰玄天,西北曰幽天,西方曰皓天,西南曰朱天,南方曰炎天,东南曰阳天。不过,这种解释并不符合屈原所说的天有九重。

事实上,我国古人很早就产生了天有九层的观念,但是最早见诸于文字的是《天问》的“圆则九重,孰营度之”、“九天之际,安放安属”。这里涉及到宇宙的空间深度和天上物体彼此之间的距离问题,从视觉直观的角度来说,古人所说的九重天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九个层次:距离大地最近的是云雾雷电(我国古代经常把气象归入天文现象),然后是月亮,接下来是内行星(水星、金星,它们能够出现在太阳之前,形成凌日现象,表明它们比太阳近)、太阳、外行星(火星、木星、土星)、彗星、亮的恒星、暗的恒星,最遥远的是模糊的星云。

需要说明的是,我国古代天文学非常发达,七八千年前就能够根据四颗恒星判断四季(尧典四星),4000年前就已经测定出木星12年绕太阳运转一周,最早的日食记录、太阳黑子记录、哈雷彗星记录,以及最早的星表(战国时代甘德、石申编制)都出现在中国。

《天问》涉及的地理知识和地理范围,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内容。其一,“东西南北,其修孰多?南北顺椭,其衍几何?”这里涉及到地球赤道直径与两极直径的长短问题,以及大地的曲率问题,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大地是球体的观念。其二,“日安不到?烛龙何照?”这实际上描述的是极地(对我国来说是北极)地区每年有半年时间没有阳光照射的现象。其三,“何所冬暖?何所夏寒?”这可能是我国古代有关南半球情况的最早记录。

有趣的是,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,唯独屈原的著作出现了许多与《山海经》相同的内容,例如烛龙的故事、巴蛇吞象的故事等;这或许可以表明,自从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之后,只有楚国的大臣才有机会读到《山海经》。

《天问》涉及的历史内容,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。在这个问题上,许多学者都赞成郭沫若的观点,即凡是《天问》出现的内容,都可相信是先秦的真实资料。

姜亮夫在《屈原赋校注》、《楚辞今绎讲录》等书中认为,《天问》讲夏代历史二十多条,商代历史十二三条,周代历史八九条,尤详于禹启夏初;因为楚是夏的后代,夏起自西北,后分两支,一支沿黄河东下,至今日西安、郑州一带,即周;另一支沿汉水南下,是为楚国;屈原心目的旧乡,即老家是在昆仑;楚国典籍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失传后,北儒所记历史便成了正统。

此言或不无道理,关于楚是夏的后代,可以补充的内容是,鲧死后化为熊,禹治水开山时亦曾化为熊,而楚的先祖则多以“熊”为名,表明他们都是以熊为图腾的民族部落,并源自黄帝部落联盟中的有熊氏。需要说明的是,所谓楚国典籍《三坟》等,原本属于周王室收藏的历代典籍,于公元前516年被王子朝携带到楚国后,北方学者便没有机会读到它们了。此外,姜亮夫对《天问》有关历史朝代的统计数字,不知有何依据和标准。

当然,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,屈原没有提出的历史问题意味着什么?例如,《天问》里没有对炎帝、黄帝、太昊、少昊、颛顼的故事提出问题。显然,这表明屈原对历史问题是有所选择和取舍的。其中,太昊是楚国祭祀歌舞《九歌》的主神东皇太一,颛顼是楚人的先祖,屈原不对它们提出疑问,应当是出于尊重的考虑。由于少昊是巴人的先祖,而屈原出身于巴人家庭,因此不对少昊提出疑问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问题是,屈原为什么没有对炎帝、黄帝的事迹置一词发一问?这多少让人有些不解。这是因为,屈原已经追问到人类的起源“女娲有体,孰制匠之?”并谈到了先夏时期的尧、舜、喾、简狄、后稷、彭祖的故事,也提到了昆仑山,然而就是不提炎帝、黄帝,而且在屈原的其它作品里也没有提到炎黄二帝(《远游》提到轩辕、太昊、炎神,但是《远游》并非屈原的作品,而是汉代人所作)。或许,屈原认可的历史,取自《尚书》,而《尚书》就是以尧、舜时代为历史的开篇。

我们知道,屈原对历史问题的关注,其核心的疑问在于“皇天集命,惟何戒之?受礼天下,又使至代之?”意思是,上天既然授命一个君王治理天下,为什么又要用别人取代他?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,楚国君王受命管理楚国这片土地,已经有许多年了,难道现在是皇天要让别人(秦国)来取代楚王了吗?

因此,屈原在《天问》的尾声,尽乎绝望地说:“厥严不逢,帝何求?!”意思是,楚国的江河日下已经难以挽回了,我对上天还能再要求什么呢?也就是说,屈原对祭祀巫术在保佑楚国的作用问题上,已经彻底地丧失了信心。

有鉴于此,我们也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楚顷襄王兄弟在读到《天问》后,会如此地震怒,一定要把屈原放逐江南而后快。这是因为,屈原作为楚国的主祭师(相当于西方的大主教),如果他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动摇,显然会严重威胁到楚顷襄王的统治权的,因此也就不能再继续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了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,在巫风甚浓的楚国,首先觉悟到巫术不能挽救楚国的不是别人,而正是巫师出身并长期担任楚国主祭师的屈原。在这种情况下,屈原撰写《天问》的目的,就不仅仅是发泄个人的疑问,而是为了教育楚国的君臣“悟过改更”,放弃单纯依赖巫术的心理,改变任人唯亲的现象,重新走上革新政治、变法图强之路。

不幸的是,屈原的良苦用心,并没有得到楚国君臣的理解,反而因言获罪,受到了更残酷的打击,屈原被彻底剥夺了参与国政的权力和机会,并被迫长期离开了郢都,从此踏上流浪沅湘之间的凄风苦雨之途。